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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陽河遺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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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陽河遺址編輯本段回目錄



陵陽河遺址陵陽河遺址


位于莒城東南10公里的陵陽鄉大寺村西側、陵陽河南岸;南至厲家莊村北,西到集西頭村。東5里許鄰寺崮山五峰,西為寺崮山山腳下的平原沖積灘。陵陽河自東而西穿過遺址北部注入沭河。遺址東西約1000米,南北約500米,總面積約50萬平方米。土質為黃褐色,文化層厚1.2米。

陵陽河遺址于1957年洪水暴發后,陵陽鄉文書趙明錄同志采集到一些石器、陶器。1962年夏天,山東省博物館王思禮、張學海與莒縣文化館蘇兆慶共同進行實地考察,確認其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,距今4800年左右。1963年秋,山東省博物館王思禮、唐士和會同莒縣文化館盧省三等首次進行試掘,清理墓葬10座,出土文物150余件。1977年春,蘇兆慶、張安禮再次清理墓葬6座,出土了玉質砭石等重要文物120余件。

197943日開始,山東省博物館和莒縣文物管理所,對以陵陽河遺址為中心的大朱家村、小朱家村等遺址聯合進行大規模發掘。工作分春、秋兩期進行,計時近一年。共發掘面積1700平方米。該墓區因河床改道破壞較重,地表上陶片較多,有的器物露出在淤沙之中。墓葬均為東西向,方向偏東南,長方形土坑豎穴,墓深者距河床表層1米左右,淺者僅幾十厘米。墓葬分布可分兩組,每組之間有一定距離,共清理墓葬45座,隨葬品2800余件。其中有大口尊、漏缸、甕、高領罐、盆、鼎、豆、壺、單耳杯、薄胎高柄杯等。在這些器物中,紅陶所占比例下降,而黑陶所占比例明顯增加,多數墓中都隨葬了數量不同的豬下頜骨,同時,還有龍山文化的墓葬和岳石文化、周代文化遺存。其中的成套釀酒工具等幾項重大發現,在我國原始社會考古發掘中尚屬首見。

類似刻在大口尊上的圖象文字,繼1960年出土后,屢有發現。迄至目前,僅陵陽河遺址就有七種類型13個單字。圖象文字的重新問世,與當年甲骨文被發現一樣,為考古、古文字、歷史、天文等學科所矚目,為我國漢字的雛形得到了共識。

6和墓17各出土了一套釀酒器,由濾酒漏缸、甕、尊和盆組成。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高柄杯、觶形壺等酒具。大墓中酒具占隨葬品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以上。它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用谷物釀酒技術在5000年前就早已開始了。

在墓19中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夾砂褐陶牛角形號,成為大汶口文化考古中的唯一發現。它不僅告訴我們墓主人是軍事首領身份,更重要的是對研究原始社會末期氏族組織結構及其變化,具有其它任何器物所不曾有也不能代替的意義和價值。

這批墓葬規模不一,大墓均有原木組成的葬具、隨葬品多寡懸殊,質料優劣有別,貧富分化明顯。墓64.5米,寬3.8米,有木槨,隨葬品多達206件,而且器形大,質量好,可為同時期墓葬之冠。個別小墓長僅2米,寬0.80米。隨葬品只有7件,且陶質粗劣。大中型墓集中在遺址北部,靠近河床處;小型墓在遺址中部或偏南處,它是貧富分化的標志與說明。

陵陽河遺址的發掘及其重大發現,對研究我國文字的起源、釀酒技術的發明與發展、針灸醫術的發展與應用、軍事集權首領的出現具有重大意義,為進一步探尋我國私有制的產生、文明的起源、氏族社會向國家轉變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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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,距今6200年至距今4600年為大汶口文化時期。而陵陽河遺址,屬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遺存。

大汶口文化因首先發掘泰安大汶口遺址而得名。大汶口文化,是新石器時代后期父系氏族社會的典型文化形態。該文化的發現與確立,是新中國史前考古工作所取的得重大成果之一。

1959年夏季,山東省文物管理處、濟南市博物館等單位,為配合津浦鐵路復線建設工程,搶救發掘了泰安大汶口遺址(該遺址一部分屬于寧陽縣堡頭村,因故使用過“堡頭遺址”的名稱),清理墓葬133座,獲得大量陶器、石器、骨器和角器等文化遺物,這批翔實而豐富的資料,引起了考古學界的普遍重視,夏鼐先生在《中國原始社會史的研究》《歷史教學》19634期中正式提出了“大汶口文化的命名”,遂得到學術界的認同。

1957年的一天,天降大雨,陵陽河洪水爆發,洪水過后文物工作者在此發現了一些石器和陶器。由于這一次的發現,吸引后來許多考古工作者在此風餐露宿,流血流汗,終于發現了震驚中外的大汶口“文字”,把我國文字的起源又向前提了一大步。

后來,陵陽河遺址的系統資料由于種種原因,至今尚未發表,而大汶口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早已率先公布。

于是乎,泰安大汶口遺址于1959年被發現,比陵陽河遺址晚了兩年,卻先一步“注冊成功”。

也就是說,如果當年,陵陽河遺址的工作做得及時、到位的話,或許,現在教科書中所有的“大汶口文化”可能會改成“陵陽河文化”了。

知道這些的人,不知道會不會跟我一樣,一聲嘆息。

 

資料介紹,陵陽河遺址位于莒城東南10公里的陵陽鎮大寺村西側、陵陽河南岸,南至厲家莊村北,西到集西頭村。總面積約50萬平方米。陵陽河由東向西穿過遺址北部。

該遺址因河流歷年沖刷破壞嚴重,許多遺跡即在河床中。1963年、1979年,山東省博物館和莒縣文管所分別三次進行搶救性發掘,在河道南岸河灘及遺址東南、東北部邊緣地帶,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45座,獲取各類遺物千余件。

墓葬的時代屬大汶口文化中期至晚期階段。墓葬皆為長方形土坑墓,墓向東或東南。一般墓長3米左右,寬2米多,大墓長達4.6米、寬3.8米,小墓長僅1.17米、寬0.43米。盛行單人仰身直肢墓,無合葬墓,1例二次遷葬墓。部分大中型墓葬發現有“井”字型木棺。隨葬品大墓小型墓差別較大,大型墓近200件,小型墓僅有幾件。隨葬品中各型高柄杯數量最多,約占總量的45%。少數大墓中的大口尊在頸、腹部刻有圖象符號。隨葬品主要為陶器,陶器造型流行平底器及半環型紐(耳),器形主要有圓折腹罐形鼎、盆形鼎、鼓腹罐形鼎、單耳罐、單耳杯、單耳壺、豆、背壺、壺、盆、瓶、高柄杯、壺型盉、(殘)袋足鬹、大口尊、號角等,其次還有石鉞、石斧、骨矛、骨笄、骨雕筒、玉笄、玉墜等。

陵陽河遺址出土的文物中,最為著名的當屬刻有神秘符號的大口尊、成套釀酒器和夾砂褐陶牛角形號。首次發現有出土單位和器物組合的圖象文字,這對于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義。

酒香飄過五千年

中國,是酒的故鄉。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長河中,酒文化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酒對中國歷史文化、文學藝術、民風民俗、等各個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:中國酒文化是一種社會文化,也是一種政治文化,更是一種藝術文化。

而在陵陽河遺址出土的文物中,45%以上的器物與酒有關。

酒具之多,令人驚嘆。

在全部隨葬品中,酒器多達663件,約占隨葬品總數的三成以上。

并且還在兩座大墓中出土了成套的釀酒器,其中有用于盛發酵物的大口尊,用于濾酒的漏缸,有接酒、儲酒的陶盆和陶甕,還有飲酒用的陶盉、觶、杯等。

大量成套飲酒具的出土,說明陵陽河的先民們不僅掌握了比較完備的釀酒技術,而且當時飲酒之風非常盛行。

釀酒技術的成熟,也說明那個時期農業非常發達,糧食有了剩余,用來釀酒。

 

陵陽河遺址1979年發掘的19號墓,是一座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早的墓葬,墓主頭側放一石鉞,兩手處置放骨雕筒、牛角形陶號各1件。

19號墓中,出土的一件陶牛角形號,完好無損,成為大汶口文化考古中的唯一發現。此件現收藏于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。該器物為泥質夾砂,長39厘米,形似牛角,喇叭口,中空,外表飾瓦紋,中部飾籃紋,兩端有孔,吹孔在尖端,吹之聲音很響,且有韻律。同時,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7號墓內亦出土一件殘牛角形號,其為泥質黑陶,殘長16.5米,口徑3.6厘米。“這兩件牛角號的出土,說明它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一直應用牛角號作為發號施令工具,時間長達500余年。”

陵陽河遺址“角號”的發現,說明了日照地區距今五千年前祖先們的審美意識和情趣,以及樂器制作乃至音樂藝術的發展。更象征莒地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,中華民族野蠻的蒙昧時代已將結束,已向著有組織有紀律的文明社會邁進。莒地先民早在東海之濱已吹響了向文明社會進軍的號角。

鳥圖騰

“鳳鳥氏,歷正也;……五鳩,鳩民者也。五雉的五工正、利器用、正度量、夷民者也。九扈,為九農正、扈民天淫者也。”———《左傳·昭公十七年》

百鳥之王少昊,名摯,而摯同鷙,大約是一只鷙鳥。當時,以鷙鳥為圖騰的少昊之國,征服并包容了分別以鳳鳥及五鳩等鳥類為圖騰的大小部落(氏族),并給各部落(氏族)首領按其勢力和特氏分別授予不同權限和職能的官銜,共同管理天下政事。

“東海之外大壑,少昊之國。”———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

少昊是以鳥為圖騰的氏族部落,是一個龐大的氏族部落群。

據考,少昊部落的后裔在今山東沿海,特別是莒地一帶。

在陵陽河遺址出土的諸多陶器中,尤以鳥頭陶器最典型,最引人注目的鳥形雙鋬鬶和封口白陶鬶其制作之精美、設計之科學都是同時期文化中所不可比擬的。眾多的鳥形陶器為莒人的鳥圖騰提供了充分的物證。

所以,文字學家唐蘭說“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文化。”

1977年出土的雙扳鬶,也稱作鳥形鬶,高34厘米,口徑最大10.8厘米,腹徑最大15.2厘米,大汶口文化時期炊器。夾砂白陶,喇叭形斜流口,鼓腹,三只袋形空心足。背部安了雙帶式鋬,后部裝飾一短尾,器形如同展翅欲飛的鳥,造型生動、制作精美。

東夷民族以鳥圖騰為其族徽,故創造出似鳥的雙扳鬶作為日常生活用具。同時出土的封口白陶鬶,除了形狀如鳥之外,其向上斜伸出的鳥喙狀的口部,還做了封口處理,上面的飾眼既透氣又衛生,起到了很好的過濾作用。此種封口鬶在同時期文化中僅此一例。

 

文字符號是人的精神活動的聚集,是文化最集中的顯現,它的產生是人類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重要標志。

無論是茹毛飲血還是刀耕火種,人與人之間都需要交流,需要表情達意,于是就有了語言和文字的誕生。

從上古結繩記事開始,對于文字,人類經歷了漫長的探索。

然而,古埃及、巴比倫和瑪雅的文字已經成為歷史。

漢字卻依然保持著獨特的魅力,成為世界上唯一的、延續時間最長的一種有嚴密體系的表意文字。

漢字的產生當然也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。

曾經,我們以為3000年前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漢字。

1960年在莒縣陵陽河采集到的陶器圖像文字公布于世后,國內外學術界一片嘩然。

從發掘出土的大口尊上,有專家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,大口尊上的符號,有的由幾個單獨的圖案組成,形成某個特定的含義,而那些圖案在另一個大口尊上可能會以另一種方式組合,表達的含義顯然發生變化。

類似的組合方式在甲骨文中非常常見:兩種形象的、代表不同概念的符號組合在一起,凝固成了一種新的符號,也被賦予了新的含義。這種概念的組合是漢字造字的另一種方式,人們把它稱作“會意”。

那些神秘符號,文字學家唐蘭認為它們是文字,因為這種符號整齊規則,已經規格化,最更重要的是已經有簡體字,這足以說明他們是已經進步的文字,是商周時代文字的遠祖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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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于“[1]”的解釋,唐蘭認為;“上面刻畫著太陽,太陽下面畫出三火,下面是山,而另一個字只在日下畫出火形,把山形省略,因此,跟后來的‘炅’字完全一樣。”

古文字學家于省吾則認為字上部的象日形,中間的象云氣形,下部的象山有五峰形。山上的云氣承托著初出山的太陽,其為早晨旦明的景象,宛然如繪,應是“旦”的原字,因為與甲骨文和金文的“旦”字形相仿,都已省掉了下部的山字。

雖然兩人的釋義不同,但是于先生也認為這是一個會意字,展現了原始文字由發生而日趨發展的過程。

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則認為,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號就是原始文字了,并且這些圖形已經跟語言里的詞牢固地聯系在一起了。

原來,漢字的起源,要向前推進2000多年!這一發現,石破天驚。更是影響了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歷史。


陵陽河遺址發現的刻有圖像文字的大口尊,共計發現20余個。這些圖像文字大多刻在厚胎大口尊的頸部,有的還涂有朱彩。其成為大汶口文化考古中最早惟一的發現,對研究原始社會末期氏族組織結構及其變化和文化的起源、軍事集權首領的出現,釀酒技術的發明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。

至今,我們仍難以破譯祖先們賦予這些符號的全部內涵,但是,這些神奇的符號,讓我們隱約看見了5000年前史前人類的生活、感受到他們的智慧,以及那個遠古時代綻放的文明曙光。

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張學海在《試論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國》中寫道:“莒地具有數十萬年的文化根系,1萬余年的文明啟步,5000余年的文明史。約在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,首先在莒縣境內誕生了陵陽河古國,這是莒地唯一的大汶口文化古國,當時莒地其它地區仍處在氏族社會,散布著一些氏族或小部落。陵陽河古國誕生以后,約經歷了500年左右的發展歷程。發展成以莒縣中南部為中心的大規模的龍山古國,同時在其北面河谷地區和東面沿海地區也出現了兩城、堯王城等龍山古國,莒地出現了龍山古國群。莒地以莒縣為中心由原始進入文明和文明初步發展的歷史進程,證明莒縣與莒地是中國東土文明的一個重要中心,這一歷史進程也是中國東方古史發展的縮影。莒縣與莒地對解決我國文明起源、文明初步發展和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態等重大史學與理論課題,具有重大意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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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更新時間: 2014-11-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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